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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，首要在于顶层设计的科学擘画与政策框架的系统搭建。近年来 ，我国以前瞻思维不断完善生育友好政策的顶层设计
，审时度势推出一系列政策体系，确立了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政策框架 。特别是“三孩生育政策 ”及其配套措施的出台 ，以及2021年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》等重要文件的印发
，为做好新时代人口工作指明方向
。

在中央精神的指引下，各级地方政府积极探索创新以落实生育支持政策 ，包括加大财政投入力度
，发放生育补贴
、育儿补贴等，力求政策更精准、更有效。例如 ，浙江省杭州市规定，对同一对夫妇生育二孩给予一次性补助5000元
，生育三孩给予一次性补助两万元 。同时，各级政府正在着力构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、试点用人单位托育服务 ，通过增加托位供给和降低托育费用
，切实缓解家庭“托育难”的痛点
。同时，多地政府还加强妇幼保健服务 ，提升孕产妇和婴幼儿健康管理水平
，优化生育登记服务，简化办事流程 ，提升生育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便利性。

在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下
，全国生育意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暖迹象，二孩生育率有所上升 。这一点 ，在支持力度较大
、配套措施较为完善的地区表现较为明显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
，2024年全国出生人口达到954万人，较上年增加了52万人 ，实现了阶段性的“止跌反弹
”
。尽管我们不能据此判定全国人口生育率已经呈现出逆转趋势，但是
，新出生人口规模没有进一步下降，表明有力的政策支持能够对生育决策产生积极影响 ，降低生育成本、提升生育意愿的政策组合拳正在发挥作用。这为生育友好型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初步验证
，也增强了持续推进政策优化的信心 。

虽然我国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已迈出可喜步伐，但前路并非坦途 ，挑战依然不容忽视
。一些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仍然制约着生育意愿的持续改善。例如
，近年来持续不减的青年就业和住房压力 、子女培养焦虑、各种无效内卷等，对生育意愿的制约作用难以在短期内消除 。

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构建 ，绝非政府部门的“独角戏”
，而是一项需要政府主导
、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的系统工程
。

理论上，生育友好型社会应具备以下几个关键特征。一是公共育儿政策支持 ，即政府保障家庭对高质量、经济实惠的公共托幼服务的可及性
，切实降低家庭育儿成本，帮助父母平衡工作与家庭责任 。二是父亲参与 ，即通过政策激励和社会倡导，鼓励男女共同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
。三是灵活的职场工作安排
，例如企业包容远程工作和弹性工作时间，使父母能够更好地兼顾职业发展与家庭生活。四是积极的社会规范 ，即社会消除对母亲工作与生育的偏见
，职场性别歧视基本消除，从而塑造支持生育的文化氛围 。这些特征有助于共同促进家庭对生育的积极选择 ，使生育与职业发展相辅相成
，而非相互冲突
。

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非常关键。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不仅是社会责任，也关乎企业自身的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 。企业需要率先行动 ，积极探索弹性工作制 、居家办公等灵活的工作模式
，为生育期女性提供更宽松的工作环境。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设立托育机构或提供托育补贴，解决员工子女的托育难题
。积极落实完善的生育休假
、哺乳假制度 ，保障女性员工的合法权益
，努力平衡员工的职业发展与家庭责任等，也都是企业完整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。

总之 ，只有政府、企业 、社会组织
、家庭等多方力量协同联动、共同发力，才能使生育友好支撑体系逐步健全
，为中国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注入蓬勃生机与活力，共同托举起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未来 。

陈建伟(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)